评华生关于土地财政的观点

发布时间:2022年05月31日

       何雪峰:评华生对土地金融的看法 华生是笔者推崇的经济学家。他是一个敢说主流不喜欢听的经济学家, 但他自己却很主流。他说, “土地制度改革不是简单地给郊区农民钱”, “城镇化的主体是2亿多农民工和另外2亿被强行拆散的家庭成员。”用于修建楼房、办公楼、主干道、大广场的资金, 包括郊区农民不正当地获得的高额补偿金, 都用于回报社会, 回报农民工及其家属。” (见沃森在改革开放中青年论坛(莫干山会议)上的讲话, 2012.9)。沃森的一些观点也令人困惑。
       例如, 他说, “当前土地财政问题的关键不是收入的多少, 而是征用农地的土地收入的使用情况。目前, 土地财政收入的使用主要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但是,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城市房价是直接相关的。” (华生:土地制度改革需要顶层设计, 华生新浪博客, 2011.1.11), 这个说法令人费解。把土地财政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有什么问题吗?没有好的城市基础设施, 城市化是不可持续的, 不不仅脏乱差, 而且效率低下、不方便、不舒服。
       而基础设施投资与城市房价有直接的相互促进关系?沃森的一些观点似乎值得商榷。例如, 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土地财政是7、8年, 过去没有土地财政, 地方政府像地方政府一样生活。这并不意味着必须依靠土地财政。而且从世界的角度来看, 全世界的政府都靠税收, 没有人靠卖地。唯一出售的土地是香港。香港的情况非常特殊。当时是殖民地, 没有农村。它基本上是一个城市。中国出让的所有土地都在政府手中, 所以我们在土地财政方面学习了世界上最糟糕的例子。” (《华生:小产权房是对法治社会的挑战, 精彩回顾》, 和讯2012年9月26日)华生还说:“另一个是土地收益的分配。台湾的土地是私有的, 但是地权平等, 价格上涨到公有. 我们的土地是公有的, 但价格上涨完全落在政府, 开发商和土地囤积者的腰包. 所以必须有一个大(沃森:经济最大的问题是土地和财富分配结构的偏差, 第一财经)沃森还表示:“土地垄断的制度安排使得土地收入从农村居民转变为每年数万亿元规模的城镇居民, 向地方政府和开发商转移”, (上海证券报、华生:土地财政不被淘汰将动摇国家根基, 上海证券报, 7月19日) , 2012) 沃森还说:“土地金融还不错。世界各地的地方政府都依赖土地财政。但中国特色土地财政的方向是错误的。问题是我们的土地财政不西部城市对土地和房地产征税, 靠土地财政, 而剥夺农民土地的, 靠土地财政。” (屈臣氏:土地制度改革需要顶层设计, 屈臣氏新浪博客, 2011.1.11) 综上所述, 屈臣氏对土地财政观的评论是复杂的, 大致可以概括为:中国是农民工的城市化。只有房价低了, 农民工才能买得起房和城镇化, 而土地财政可能会抬高地价和房价, 所以不能搞土地财政。第二, 政府要习惯过穷日子, 不要指望抬高地价来获取土地收入, 把这些土地收入用来建设城市基础设施, 尤其不要修大马路、大马路等。 .广场等形象工程。第三, 土地财政的重点应该是对城市土地和房地产开发商征税, 而不是剥夺农民的权利。第四, 土地增值的好处应该给农民, 而不是大中城市郊区的农民。 “大城市城中村的城中村居民要价能力强, 社会影响大。拆迁过程中, 经常无原则搬迁, 导致城郊农民迅速致富, 城市土地暴涨。成本。这样, 城镇化的主体, 即农民工及其家庭, 将更难在城市落户”(华生:土地制度改革需要顶层设计, 华生新浪博客, 2011.1.11), 所以如果有土地的增值收入, 就应该考虑到全民。囤地、囤房。二是当前城市房价过高, 成为众矢之的。严重影响了我国城镇化进程的顺利进行。笔者赞同沃森的观点, 即无论如何, 地方政府不能为了土地收益的最大化而故意提高地价和房价, 使城市化不可持续。但笔者与沃森对以下四点意见不一。首先, 地方政府是否应该建设城市基础设施?第二, 目前主要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土地财政从何而来?即是对农业用地和非农业用地的使用征税, 还是对城市土地和房地产征税;三是土地财政收入如何分配;四是如何理解地价上涨。我们先讨论第二点。当前中国特色的土地财政主要来源于土地出让金, 即地方政府以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与在市场上高价出售土地的差价。中国正处于历史性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化必然会占用土地。由于城市群经济和规模经济的特点, 城市郊区的土地具有较高的非农业利用价值。农业利用会产生增值的原因(在没有地理优势的地方, 比如偏远的农村或者更不用说偏远地区, 土地的非农业利用不会产生增值。相反, 农业利用可以盈利有人认为非农用地会带来收益, 而城市发展看不到土地价值的增加是很奇怪的)。同时, 为了保护耕地, 中国采取了紧缩的建设用地供应策略, 进一步加剧了城市建设用地的稀缺性, 从而抬高了建设用地的价格。两者相加, 一旦城郊被征用的农村集体土地变成对于城市建设用地而言, 其价值将有大幅度的增值, 这是客观存在的,

是经济规律的一部分, 不能人为地淘汰。现在的问题是这部分增值收入应该如何分配。沃森也认为有这样的增值收入, 但他认为“土地垄断的制度安排使得土地收入从农村居民向城市居民、向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转移, 每年有数万亿元的规模” , 也就是他认为, 数万亿土地的年收入应该归农民所有。他与周启仁、刘守英等人的不同之处在于, 他认为这个农民不仅指城郊农民, 所有农民, 尤其是农民工, 都应该从土地收入中受益。既然非农用地有这样的增值收益, 最好还是让当地政府以财政的形式占用和使用土地, 而不是只给郊区农民发财致富。成为土地食利者阶层(当然, 必须保证被征地农民的基本需求。利益)。有了这笔土地增值收入, 如何分配, 就见仁见智了。现在的关键是, 中国的土地财政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有两个不同, 正是这两个不同, 才使得中国目前的土地财政非常合理。首先, 中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 快速城市化也意味着城市平面在推进,

大量农地将被征用为城市建设用地。这是历史性的。大量农用地的非农利用所产生的土地增值收入, 是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公地涨价”中经济发展引起的地价上涨。价格, 这部分应该公开。我国目前的土地财政主要来自农地非农化改造所产生的增值部分。一旦中国城镇化完成, 城市发展将不再需要占用新的农用地, 而主要依靠城市现有建设用地的内部调整和内涵发展。因此, 目前主要通过农地非农化获得的土地财政收入将不再可用。中国与欧美、日本等当前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最大区别之一是, 欧美日已经完成了城市化, 土地非农化的总体格局早已过去。因此, 欧美、日本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只能依靠城市土地和房地产征税, 而中国地方政府现在可以通过分享农业非农利用的增值收益来获得可观的土地收入。土地。是不是很棒!其次, 在中国的土地制度安排中, 土地私有制早已被淘汰。农民只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和使用权, 没有所有权, 耕地的非农业用途必须由国家征用(即土地开发权属于国家)。由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大陆与台湾的不同之处在于, 台湾只是平等了土地权, 而中国大陆则取消了土地私有制。因此, 在法律上乃至社会上, 中国不再有一个强大的土地既得利益阶级, 已被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即使今天的郊区农民要求更多的土地非使用收入, 这些农民也只是在中国的土地宪法秩序范围内提出要求, 而不是在土地所有权和发展权方面提出要求。在一般发展中国家, 由于土地是私有的, 城市发展带农田非农利用所得的大部分收入落入恰好位于郊区的地主手中。地方政府无法获得与中国地方政府相同的土地财政收入,

难以建设良好的城市基础设施。这些国家的地方政府没有中国式的土地财政。此外, 私有土地导致土地能源配置效率低下, 交易成本高。由于上述两国与其他国家的差异, 中国可以拥有与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的土地财政。正是借助土地财政, 中国地方政府才能建设良好的城市基础设施, 而中国的城市化才能帮助中国, 只有经济发展提供有效保障, 中国才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让我们讨论第一点和第三点。即土地财政是否应该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土地财政收入如何分配。良好的城市基础设施不仅仅是一个形象工程, 它是一个经济体保持效率的关键。即使现在有些基础设施看起来有点太先进了, 但从发展的角度来看, 先进的基础设施也不会被浪费掉。十年前, 我觉得城市街道太宽, 现在正好。建一个大广场虽然是浪费, 但给城市居民提供一个休闲的地方也不是什么坏事。而且,

在当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 主要投资用于交通、水、电、下水道等安防基础设施建设, 影像工程方面的投资并不多。像武汉市这样的大城市, 光是地铁投资就上百亿甚至上千亿。没有土地财政, 这是不可想象的。大中城市基础设施完善, 不仅生活不便, 生产也不便。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 中国目前的投资环境优势不仅包括人力资源和土地资源, 而且越来越多地包括基础设施优势。所以, 地方政府用土地财政来建设城市基础设施, 哪怕是有点浪费, 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有利的, 利大于弊。
       中国目前正处于快速城市化阶段。农用地非农利用增值带来的土地金融投资, 用于建设城市基础设施。良好的城市基础设施促进土地增值和城市扩张, 从而产生更多的农业用地。非农利用增值收入将进一步扩大土地财政。等到中国的城镇化扩张接近尾声时, 我们可以有一个像样的高水平城镇化和良好的城市基础设施, 而不是像一些拉美国家那样以贫民窟为特征的杂乱无章的低水平城镇化。在土地财政的支持下, 地方政府可以自行建设城市基础设施, 从而减少中央财政转移的需求, 使中央财政更多地用于民生, 包括对全国农民的转移支付。这就是中央政府在过去10年里大幅度增加民生支出的原因。土地财政虽然是地方财政的一部分, 但正是在地方财力的情况下, 中央财政才能更多地用于民生、战略性产业发展和其他国家公共事业。地方财政,

包括地方土地财政和中央财政, 是国家能力的支柱。基础的关键方面不应相互分离。最后, 我们讨论第四点, 即如何理解地价上涨。事实上, 在土地价格上涨中, 有两种完全不同的价格上涨, 一种是农用地非农利用所产生的土地价值增加, 另一种是城市建设用地本身价格的上涨。前者的价格上涨是不可避免的, 这与经济发展的城市扩张密切相关。随着城市规模效应和集聚效益的扩大, 周边城市的农用地具有远高于农业价值的非农利用增值效益。 , 这部分收入是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带来的。在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安排中, 其增值收入主要归属于地方政府, 已成为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此次物价上涨只涨不跌, 与土地由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有关。另一种地价上涨是进入建设用地市场的土地可能涨价, 也可能跌价。因为入市后, 大家都会期待地价涨跌, 而现在的地价已经包含了对地价未来的部分预期。在实践中, 这种预期可能是错误的, 导致土地投资或损益。这种涨价或降价是市场经济的一部分, 与以往的涨价完全不同。虽然这几年地价、房价都在上涨, 但今年温州炒房团岂不是一发不可收拾?日本房地产泡沫的破灭, 投资炒作的热血岂不是有教训?因此, 政府行为和开发商不应等同于囤地、囤房的行为,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三、从上面的讨论在笔者看来, 虽然不能说中国目前的土地财政没有短板, 但从主要的角度来看, 为中国持续发展提供最强大动力的, 是土地财政及其背后的中国特色土地制度。经济增长, 也是未来的中国。保障城镇化又好又快推进。沃森实际上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政府垄断征地、改变郊区土地用途的级差租金主要落入市政府手中, 这为城市的快速扩张和升级提供了资金来源。显然, 劳动力的解放和自由流动、难以保障的非正规就业、以承包地均等为最终保障、城市化垄断化和工业化征地成本低廉, 是中国30年最重要的来源之一。年经济高速增长。” (Watson, “中国的改革: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不应该的”, 东方出版社, 2012 年, 第 65 页。)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当前中国的土地制度和土地财政, 而不是仓促宣布取消土地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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